自尊，分析师有时将其称为健康的自恋，是情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同人的自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任何想帮助他人的治疗师，不管他采用短程治疗还是综合治疗，都需了解每一个患者在自尊领域的独特性。他/她的自尊有多牢固?以什么为基础?是什么伤害了它?自尊受伤后如何修复?自尊赖以维持的因素有多现实?

构成一个人自尊的所有因素，形成了被认为理所当然却又无法说清的个体心理面貌的那部分，就像水之对于鱼，它的存在从未被完全意识到，但却无时无刻地悄然伴随左右（ego - syntonic）。一个人自我感觉的好坏，反映的是其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尽管不知不觉，但持续稳定，这使得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根据这种隐晦感觉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由于自尊是一种荟萃、深刻的内在现象，所以治疗师必须从患者的行为和言语中推断其自尊性质。

了解自尊意义的问题      

维护和增强自尊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发现自己的行为与价值观互相矛盾时，人们会感到羞耻、绝望，甚至不可自拔，丧失自尊，使人们更多的不是去感受痛苦，而可能挺而走险将自己或他人置于死地而后快。自尊不但与失败相关联，同时与成功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有些人可能获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想象的成功。例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追崇者有时将他过于理想化，他们无法想象，还会有什么人能像弗洛伊德那样，克服自身的阻抗，将自己的潜意识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但是，如果你了解弗洛伊德的自尊结构，就会发现，他的成就并非那么不可思议。弗洛伊德价值系统的核心在于，将自己看成勇于为真理献身的无畏的勇士，并能勇敢地揭露自己道貌岸然与自欺欺人的缺陷。弗洛伊德非常乐于揭露自身存在、而别人会试图隐藏的心理问题，在自我揭露时，弗洛伊德也感到极度的羞耻，但是，当他为树立一个无所畏惧的实话实说者的自我意像而感到无比自豪时，那份羞耻感就被完全抵消了。

文化创造了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使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被认为合乎常理。例如，在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那些自尊维系于年轻美貌的人们，因为无法面对伴随年纪增长而容颜渐衰的自恋痛苦宁可忍受大量整形手术。在战争年代，为勇敢而自豪的战士总是宁死不屈。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出于那个时代的自尊感，本杰明·古根海姆( Benjamin Guggenheim)放弃了逃生的可能，和秘书一起换上白色领带和燕尾服，然后郑重宣布:“我们已盛装待发，准备像绅士一样沉没”( Butler, 1998 , p . 123 )。

有些人耗尽一生的心血去挽救、医治、救济他人，即使常常极为艰难，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也仍不改初衷(McWilliams, 1984)。当我对这些人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阻止他们做好事，他们反而变得消沉失落。我所认识的一名妇女，在被确诊为乳腺癌后，变得异常烦躁不安——并不只是因为她害怕死亡，而且还因为医院不再允许她定期献血，可是献血对于她维系价值感极为重要。通常，如果他人无法理解一个人特定行为的动机，是因为他们与此人维持自尊的方式各异，他们甚至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方式。治疗师已经习以为常被别人询问:“整天坐在那儿，听别人倾诉烦恼，你怎么受得了?”提这种问题的人也许并没有把帮助他人作为他们价值体系的核心;因此，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助人的快乐竟可以使人忍受不适感，从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倾听他人发泄强烈的消极情绪。

对于自尊来源与己不同的人，你不仅无法理解他们的英雄行为及“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毁灭行为及邪恶行为。有人以表面的独立和强悍来维系自尊，这种人可能会痛打伴侣，而不是表达对同伴的需要；有人以自己对别人的绝对控制感而自豪，这种人可能宁可做出极端行为，也不愿心平气和地接受无奈的事实。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之所以对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厦和许多无辜居民采取毁灭行为，可能并非仅仅因为众所周知的他对联邦政府的仇视，还有可能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能自行其是就会使自尊丧失殆尽。当然，对于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构自尊的人来说，他的行为的确不可理喻。

在不了解某一特定个体的自尊结构时，我们都倾向应用投射，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事情，同样也使我们的患者感到自豪。自尊与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的赞赏并理想化密切相关。然而，不同的家庭及亚文化，会对截然不同的事物进行理想化，而一旦了解人们维系自尊的理念多么迥异，不禁会令人目瞪口呆。

一个女人会为自己的才识而洋洋自得，另一个女人却对那些具有“象牙塔的智力，而没有一点常识”的人嗤之以鼻。一个男人不遗余力地做一个穿着考究的人，而他的邻居却认为外表对自己毫无意义。我有一个对自己的无知毫不察觉的患者，花了整整一次访谈的时间表达她对男友性压抑行为的困惑与痛苦。她断定男友认为她缺乏吸引力；然而，除了他保守的性观念以外，他的行为所隐含的意义正好与患者的结论相反。因为患者以前提到过，他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如今仍然定期去作弥撒，于是，我建议患者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受宗教教化的影响，也许他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在如今这个年代，肯定没有人会这样想了!”患者惊呼。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他的自尊有赖于他相应的行为。尽管他为女友深深吸引，然而，如果婚前就与她发生性关系，他可能无法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

为了了解患者的自尊，最有效的问题也许是:“你赞赏人们身上的哪些品质?”患者的回答反映出自我评价的要素。有时，直接的询问也是很有用的，例如“哪类事情令你自我感觉良好?”以及“哪类事情会令你瞧不起自己?”此外，通过以下诸如此类的问题，治疗师还可能初步了解患者的总体自尊水平:“从总体上说，你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持肯定态度呢，还是持失望和否定态度?”一旦发现治疗师能接纳并赞赏自己，即使那些以前在治疗时无法暴露自己羞耻感的患者，也常常会在治疗一开始就承认最糟糕的自我感觉。

也许我该解释一下，在对自尊的理解方面，专业的精神分析与流行文化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流行文化对自尊的理解，可在目前对诸如地位上升、待遇提高等问题的争论中窥见一斑。对提高自尊而言，因那些微不足道的成绩而奖励和表扬人们，并不能使人产生自尊，反而让人感觉有点自欺欺人。对于廉价的赞美，我们要么会产生连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纯属荒唐的自我膨胀感，或者为自己尽管受到嘉奖可仍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而暗自惭愧。常常，我们还会鄙视那些赞美者。众所周知，儿童更加欣赏要求严格而非宽厚仁慈的教师：他们知道，只有从高标准、严要求的人那儿得到的赞美才更有意义。

仅仅通过赞扬来“支持”人们的自尊，并不能真正产生和维持理性的自尊；它只能孕育幻想。如果接受者确实相信这种赞美，他/她就会为未来设立相当低的标准，以致于会错失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获得肯定与成功的可能性。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患者自尊增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是治疗师应该为每件事重新给予积极的肯定，而是患者暴露了许多邪恶及可耻的事，而治疗师并不回避了解那些令人厌恶的自我部分。患者已经为一个了解他/她所有缺点的人所接受，此人并不需要将他的缺点最小化或文过饰非。如果肤浅的情感支持能对患者的自尊产生实质性的作用，那么，任何拥有朋友的人都根本不需要心理治疗。

精神分析对自尊的关注      

大约直到20世纪70年代，自尊才进入精神分析传统的中心舞台，当时，涌现出大量关于病态自恋(pathological narcissism)的著作与研究——病态自恋是指一种不能通过内在的价值标准理性而恒定地调节自尊的状态。治疗师发现，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描述的并不是传统弗洛伊德所谓的内在冲突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患者总是抱怨不明就里地感到空虚，活着没有意义，难以认清自己，难以接受自己，嫉妒那些被认为“拥有上述一切”或“同时拥有一切”的人。

有时，这些问题在内心的重要性清晰可辨；有时，它们则被夸张的自我表现所模糊，这种自我表现类似于威海姆·雷奇( Wilhelln Reich , 1933 )所谓的“生殖器自恋”( phallic narcissism) 。诚然，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文化——变化不断、令人眼花缭乱、全球性、流动性、重外在表现而轻内心体验、相对忽略作为个体的存在——决定了，要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重要”这样的问题获得一个固定的答案，远比在那种孕育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家的社会文化下困难得多。

当然，自尊问题并非于近几十年才开始研究的。在弗洛伊德早年圈子里的分析师中，关注自卑感问题的阿德勒(Adler, 1927)和重视个人意志的兰克（Rank, 1945）均描述了自我以及稳定的自尊对人们健康的重要性。由于弗洛伊德在人格动力学方面并不具有显著的自尊内容，因此他可能对自恋问题缺乏投情；但弗洛伊德似乎也感到，重视自尊调节也有助于理解他最感兴趣的神经症状态。此文节选自南希·麦克威廉斯的《精神分析案例解析》